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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尚用、自强不息的营造观
发布日期:2019-12-02  来源:东南学术   浏览次数:80
核心提示:造物,作为人类因生存和生活所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它不单是单纯的物质创造,也是人类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等具象化、符号化的过程。就客家建筑
造物,作为人类因生存和生活所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它不单是单纯的物质创造,也是人类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等具象化、符号化的过程。就客家建筑而言,从赣南、闽西、粤东等地客家建筑形制的发展与演化过程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客家人对客观生存环境极强的适应、利用和改造能力。
客家主要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属温暖而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客家所处地区山多地少,建造多层的土楼能在相同的占地面积下提供更大的使用空间,也减少了住宅用地对耕地的占用。客家建筑的主体建筑前通常设有一个“半月池”,以满足排水、养殖、洗涤、灌溉、消防等功能。在客家人的风水观念中,半月池是形成好风水不可缺少的元素,他们在建屋之初,先在门前开挖半月形的池塘(半月池),并用挖出来的土做砖盖房子。由此自然形成前低后高的建筑格局,有利于排水;同时,在取土与做墙的过程中合理地利用了各种资源,物尽其用,大大提高了建造的工作量与工作效率。从建筑形制上看,客家民居屋前的“半月池”,与民居后部的半圆形“化胎”同处中轴线上,遥相呼应,体现出强烈的形式美感。
为应对南方炎热、潮湿、多雨的气候,通风隔热成为客家建筑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客家土楼(围楼)大多采用三合土以版筑工艺夯筑而成,厚达1至2米的墙体能有效隔绝室外综合温度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客家建筑的天井也起到了调节小气候的作用。相对北方四合院大天井(天井与堂屋比例为1∶2),客家建筑的天井,如广东梅州地区三堂两横制中的天井显得格外小(天井与堂屋比例为1∶8,甚至1∶10),这说明客家建筑中的天井不是以冬季纳阳为主,而主要为夏季遮阴通风设计。为应对丘陵山地的潮湿环境,客家建筑前低后高,房前屋后有规划地开挖了纵横交错的明沟暗渠,使宅内外的雨水、生活用水流向宅前的池塘,妥善地解决了排水防湿问题。同时建筑大多以大块鹅卵石做外墙基脚,减缓了雨水甚至山洪对墙脚的冲击。为防止雨水侵蚀,在建筑内部临近天井的柱子,或全部用石柱,或下部为石柱上部为木柱组合而成,雨水越丰富的地方,石柱使用比例就越高。客家建筑中的这些设计细节,无不体现出客家人重实用、重功能,因地制宜的造物智慧。
通常情况下,客家人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干燥通风的地方建造土楼。但在某些选址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客家人也会因地制宜,创造新的建造方法。位于漳州南靖的和贵楼建于清雍正十年,总占地面积为1947平方米,上下共5层,高21.5米,是已知所有福建土楼中最高的一座,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体量如此巨大的一座土楼却是建在一片沼泽地上。由于无法按常规的方法在沼泽地上打地基,客家的工匠们从山上砍伐来大量的松木,将其横竖交叉叠放,利用松木质地紧密,富含树胶和油脂,浸泡在水里非常不易腐烂的特点,为这座大楼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松木木筏式”地基。同时在筑墙时,在墙体中加入了一定数量的竹片或杉木条,除了能保证墙体的坚固度,还大大降低了墙体的厚度,减轻了土楼的重量。此外,由于和贵楼地处较为低洼的沼泽,为了防洪泄洪,该楼在用大石块和鹅卵石垒砌的地表和墙基上之间预留了些缝隙。当洪水来临时,楼外的水能进入楼内,从而减轻内外水压对楼体的损害;洪水退去时,进入楼内的水也能自然地排出,或通过鹅卵石地面缝隙渗入地下。和贵楼自建成以来已经 200多年了,墙体虽然也出现了许多裂纹,但从未发生过倾斜或者下沉,堪称是对客家传统建筑技艺“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经典之作。
周密的军事防御功能是客家民居建筑的另一大特色。客家所处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历来是战乱不断、盗匪横行、土客矛盾激烈的法外之地,客家土楼中周全的军事工事和高超的防御技巧,其中所包含的军事智慧是以无数次战争、无数个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明代末期,中国南方地区开始动荡,赣闽粤湘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沿海地区则是倭寇横行,杀掠一方。据清同治十三年版《赣州府志·经政·武事》统计:自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至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368年里,见于记载的兵火便有148起,其中明正德至崇祯137年间34起,清顺治至嘉庆176年间31起,道光至同治53年间83起。这还不包括赣南当时属南安府和宁都直隶州所领县地的兵祸数。福建和广东客家所处的地区,自“正统十四年邓茂七作乱寇汀漳间”,此后“匪患”不断;“(嘉靖)三十五年有倭寇自漳浦地方登岸,屯住诏安及六都后江头土城,焚掠无计,漳倭患自此始”,由此,“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可即便如此,同时围、堡被攻破的记载史不绝书。据《安远县志·武事》载:“(明崇祯)十五年,阎王总贼起,明年入县城,攻破诸围、寨,焚杀掳劫地方,惨甚。”又“(清顺治)十年,番天营贼万余,流劫县境,攻破各堡、围、寨。” 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嘉靖三十七年)本年五月,倭劫五都东坑口土楼,杀掠男妇五十馀口。十二月,又连刼港西土楼,杀掠五十馀口”;“三十八年二月,倭寇数千自潮州来,屯住西潭村,烧毁房屋一百五十七间,掳掠男妇九十口杀死四十三人,又攻破岑头土围,烧屋杀人无计”;“(嘉靖)四十二年海寇许朝光自铜山登岸,攻围畲安土堡杀掳六百余人”;“四十五年三月吴平伙党林道干等,船五十余只自走马溪登岸,攻陷五都山南村土围,又攻廐下村土围,焚杀不计”……由此可见当时盗匪之凶残,战事之频繁,战况之惨烈,这些军事斗争的经历,无异极大地促进了客家建筑军事防御功能的不断发展和演进。
客家以土楼为代表的传统民居,都有极强的防御功能,三合土夯筑的厚实高墙、包铁板门、瞭望孔、射击孔、灭火的注水孔、碉楼、楼顶的环形通道、水井养鱼以防投毒等,都是都是极具智慧的军事防御设计,同时,围楼也都设有一两处逃生通道,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刻可以突围逃生。客家人的大型民居如围屋、土楼、围龙屋、碉楼等,往往由一个或数个家庭联合营造,内部格局可聚可散,日常分别在各自空间生活,当有不测降临时,通过联通各家的巷道能把人员聚集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从整体上看,客家传统民居建筑结构紧凑、功能合理,便于管理与使用,这种对实用功能的高度重视,正是客家人制器尚用的营造观的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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