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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和朝鲜文化妓女对比研究
发布日期:2017-12-23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   浏览次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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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教理念作为国策的朝鲜,女性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约束,真正为自己,为实现自我价值而生活的女性非常罕见。明朝末年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 学术界一般认为鸦片战争之前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但对具体产生时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早在唐朝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但那个时期分布较分散、偶然性的因素较多,不能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一般认为这个时期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前提条件。
研究经济学的人在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上普遍认为明朝中期中国社会内部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中国社会发展不均衡,这并不是中国的普遍现象,明朝中期在江苏、浙江等江南的部分地区棉纺织业出现了‘资本家出机器,工人出劳动力’的雇佣和被雇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清初其规模扩大并细化了,由于封建制度阻碍了资本主萌芽的进展,其发展较慢。],而女性依然未能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在如此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不同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或没有受过教育的村姑,只有妓女有机会将自己的心情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处于社会最下层,她们是传承中韩两国文学和传统艺术的生力军,韩国的诗歌、舞蹈、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弹唱、戏曲等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发展不能忽略妓女们的作用。
本研究将明朝末年的文化妓女和韩国朝鲜时期的文化妓女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他们的作品和男性特点,分析同一时期出现的中韩两国文化妓女的异同,有利于为中韩文化交流提供有意义的资料。

2.时代背景
2.1.朝鲜
박을수(1986)认为‘妓生’这个名称出现于高丽后期,妓生这个群体是从社会最下层的‘杨水尺’的后代中选出来的。‘杨水尺’大部分人是高丽太祖王建国时的后百济遗民,这些遗民大多是三国时期没有籍贯流浪四处的流民,高丽将这些流民收留为奴隶,男的叫奴仆、女的叫奴婢,并将他们隶属于京乡(首尔和其周边的乡下)各地的官厅。从这些奴隶的女儿中选拔长得漂亮的并教她们歌舞饮酒,让她们在宴会上跳舞、伺候官员,这就是‘妓生’的最初。也就是说韩国的‘妓生’始于高丽。[ 新罗时期也不是没有‘娼妓’。有这样一个记录:金庾信将军出入名叫‘天宫’的妓生家,被他母亲说了一通,于是金庾信向母亲发誓不再去那儿。有一天,金庾信喝醉了酒,发现他的马带他去了‘天官’的家,一气之下,金庾信砍下了马的脑袋。]
高丽末年,朱子学的传播带来了社会伦理道德的变化,女性的生活开始受到约束,特别是到了朝鲜王朝,将儒教理念作为国策,女性生活受到约束的程度更是加重了。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不同于闺房里的女子,与士大夫自由交往并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性情的女性就是朝鲜朝的妓生,她们为韩国诗调文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男人至上的社会结构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教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再加上诗调独特的文体特点使得两班、士大夫阶层的女子自然远离了诗调。正由于此,诗调尽管是当时文学的主流并没有受到两班、士大夫阶层的女子的关注,而是被妓女传承下来的。
妓女可以与统治阶级频繁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不仅获得了学习知识的机会,而且提高了其文艺素质,这是诗调文学被妓女传承下来的重要原因,让她们能够在汉诗等韩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妓女为了赢得士大夫的喜爱,歌舞是远远不够的,想成为名妓就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为了保持与士大夫的交往不仅要了解他们的爱好和文化品味,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语言和情感世界以及思维方式等,需要具备能够与士大夫交流的相当高的文学素养。
对高品位歌词、诗词的学习使得妓女摆脱了低级庸俗的形象,由此使得妓女文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文人、学者不仅将妓女作为作诗的对象,还将自己作的诗送给她们,也出现了士大夫频繁为妓女填词风气,在这样的过程中妓女和士大夫的作诗风格日益相近。
与上层阶级的交往自然使得妓女接受并模仿他们的思维、思想、语言风格等文化,提高了妓女的文学素养,从而开创了妓女独特的世界。
2.2.明末
妓生在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也有巨大的作用,本研究将这些妓生称为妓女。
伴随着隋唐的燕乐的发展,词越来越活跃了。词是音乐和诗相结合的新的诗体,需要一定的音乐技能,这恰恰符合妓女所具备的各种条件,词也是被妓女传承下来的。元朝妓女不仅有美丽的容颜,而且具备了各种技艺,当时被称作‘艺妓’,她们为元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杂剧演员大多是妓女,这类似于朝鲜妓女,与妓女特殊身份有密切联系。
明末清初和隋唐一样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时期,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也称为近代转型期或者资本主义萌芽期,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文人俗化倾向、雅俗共存现象,也是小说戏曲盛行的时期,以江南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传统文学更是多样并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为自我发展而生活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所谓可以加上‘近代’这个修饰语的的明末也没有摆脱这一现实。模仿《列女传》的吕坤[ 吕坤(1536-1618)是明朝哲学家、思想家,字简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陕西按察使期间以賢妇烈女为主要人物写了著作《闺范图说》。]的《闺范图说》、当时[ 陈东原(1987:186-202)《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参考김원동2001)]流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张岱写的《公祭祁夫人文》中的内容。“眉公约:‘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为未确。”]’表明标榜妇德的道德规范的束缚对女子的影响根深蒂固。
在这种现实的背面,女性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方向,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上。文学和艺术上才华横溢的女性在诗、词、书画方面留下了自己独特的痕迹,活跃于文坛,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划时代的变化,如与代表明末的文人展开诗的较量,女扮男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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