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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性电视节目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发布日期:2019-10-31  来源:新媒体与社会   浏览次数:86
核心提示:(一)生产意识形态话语重塑政治信仰话语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仪式性电视节目建构政治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制造和传播话语
(一)生产意识形态话语重塑政治信仰
话语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仪式性电视节目建构政治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制造和传播话语,生产和传播着意义,创造着新的现实,产生新的权力机制,受众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极度繁盛的传媒所生产出来的话语世界里,受众的观念形成与自我的确认和满足,都与传媒话语密切相连。”而政治认同的建立与意识形态话语密不可分,意识形态话语“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的源泉。任何政治系统的维持都必须以人们对官方支配权(统治权)的认可为基础,人们对这种支配权是否认可、认可的程度如何,依赖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是否能提供充分的理由表明这种支配或统治权力的合法与否。”作为一种具有指向性、意向性的话语生产系统,仪式性电视节目通过媒介传播技术巧妙地将节目内容与国家政治话语相结合,通过节目中的符号展演来彰显意识形态话语,弘扬主流价值观,形成对民众具有辐射效应的话语力量,从而强化其政治认同度的提升。
电视节目通常由声画两种符号构成,二者共同构成电视节目的意义生产载体。作为一档以诵读书信为主要内容的仪式性节目,《信•中国》中书信的叙述主要通过双讲述人的形式来展开,即主持人朱军与朗读信件的信使通过交叉叙事来完整清晰地呈现信件的内容及其背后的故事,因此节目中的文字和语言符号成为生产意识形态话语的主要途径。在海量的历史书信中,选取什么样的信件内容,突出什么样的信件主题,是进行意义生产、凸显其意识形态话语的第一步。纵观整季节目,共甄选出50多组共产党员的信件,“展现从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员的书信,充满了‘发现、感动、震撼、振奋’的力量”,在书信文字中展现鲜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形象,其最终目的仍是要重塑当代民众的政治信仰。
首先,通过文字符号凸显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形象。比如第一期节目中,呈现的第一封书信是朱德向好友借钱的信,其在信中嘱托好友照顾自己已八十多岁的生母养母,“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此外,在写给妻子陈玉珍的信中,朱德一再强调:“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员来,公家与我均难招待。”第六期节目毛岸英言辞拒绝亲戚安排官职要求的信件、第七期节目谢觉哉信件中的打油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等等,都在通过不同叙事角度对“中共党员清正廉洁”的形象进行话语的生产。其次,通过文字符号展现共产党员坚定的政治信念。第七期节目中,中共地下党员何功伟在书信中向前来劝降的父亲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亦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在第五期陈觉、赵云霄夫妇的诀别信中、第八期麻植以及第十一期方志敏的信件中,也都坚定地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期望”、“革命必将胜利”的政治信念。第三,借助文字符号潜移默化地建构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党”的政治理念。比如黄继光母亲邓芳芝的信件中,悲情控诉解放前受剥削受压迫的惨痛生活:“那时简直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掏粪工人时传祥的信件中,叙述了中共领导人深入清洁队向他学习掏粪技术的事情:“我们掏粪工人一提起这事,谁都说毛主席教育的干部是好样的,又工作又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作不忘劳动,他们办起事来就会处处想到我们劳动人民的甘和苦……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信得过,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来领导我们,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变不了颜色……”
政治认同的客体对象中,政党组织及政治领导人是政治认同主体对客体产生正面认知、判断乃至认同的核心要素。在《信•中国》中,通过对政党组织及组织成员大量正面形象的话语生产,无形之中激起了民众内心对政治认同对象的正面认知和情感倾向,从而有助于对于政治认同客体政治信仰的重塑。
(二)凸显历史记忆符号唤起政治情感
政治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一种既定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仪式性电视节目将历史、文化、节日、符号等进行编码和再编码。一方面历史事件、自然景观、战争场景作为符号系统的“能指”通过直观的方式呈现出自己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符号背后“所指”意涵的深入挖掘,进一步凸显“能指”的内涵,使其进入到观看者的内心体验中,激发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让他们体验到与民族、国家、政党命运之间紧密相连的使命感。
莫里斯.哈布瓦赫曾在其代表性著作《论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环境》中提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因此,哈布瓦赫所理解的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精神需求与信仰。”历史记忆是凝聚民族国家认同形成的一根重要情感纽带,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历史通过人际传播或大众媒介得以传承和延续,从而形成了民众共享、参与和建构的集体记忆。在这一共享记忆、建构记忆的过程中,民众共有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被激发出来,国家认同也在这一制造共识、激发共鸣的过程中被凝聚起来。作为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政治认同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也被持续推进。因此“集体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与条件;政治认同是集体记忆的目标与归宿。”仪式性电视节目为历史记忆符号的建构和传承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传播场域,其克服了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借助先进的电子传播技术将历史记忆进行再现和重构,通过文本互动、集体回忆和叙述等多种表现手法将历史记忆与当下语境结合在一起,唤醒观看者的情感记忆,从而达成共识、强化认同。首先,在《信•中国》节目中,频繁通过立体方块模型构造的变化来凸显不同的历史记忆符号。节目片头通过移动的立体方块组合成气势恢宏的万里长城造型、节目现场方块模型又构造成类似古城墙的舞台背景,观看者内心深处共有的民族记忆在这些富有“隐喻”的空间符号的展现中被激发出来。其次,音乐符号在历史记忆的建构中也助推着记忆符号的强化。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形式,这些音乐符号也凝聚着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历史的特殊记忆与情感。比如,在朗读冼星海信件的那期,信使郎朗现场演奏了《黄河大合唱》第二章《黄河颂》;当信件内容诵读到高潮时,《保卫黄河》的音乐适时想起,文字符号和音乐符号的双重叠加,再一次激起了观看者对中国领土被无情践踏的惨痛岁月、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的集体缅怀。再次,通过讲述者的叙述、回忆结合先进投影技术来展现震撼的历史场景,强化历史记忆。比如在诵读黄继光的信件时,对于朝鲜战场上的这场战役,朱军是这样讲述的“:1952年10月,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爆发,美军调集兵力六万余人,大炮三百余门,坦克一百七十多辆,出动飞机三千多架次……傾泻炮弹一百九十余万发,炸弹五千余枚……”在叙述的同时,背景屏幕上也展现着战场上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真实”场景。这些生动具体的文字符码和视觉符码在形塑着观看者对于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在强化着他们对于自我归属的确认,改变着他们固有的心理认知图式,深刻体验到国家、政党、个人三者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
 
 
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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